信仰是抵御酷刑索密的唯一防线
保密活动是保密主体与窃密（索密）主体之间的对抗和斗争，是双方利益冲突所导致的殊死较量和智力对抗。特别当这场斗争的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索密者处于优势地位和高压态势，守密者处于弱势地位时，博弈双方已经不是在设备、技术和智慧上的较量，而是信念、意志和精神上的比拼。古往今来，保密史上有不少面对酷刑仍坚守秘密的仁人志士，后人在描述这种不对称的较量时往往用“百折不挠”“视死如归”“忠于职守”来形容守密者，而支撑力量往往归之于信仰。
“窃”的本义是用阴谋手段暗中获取，因而相对于窃密而言，守密者高超的谋略、娴熟的技术、良好的心理素质等是保密的重要条件。但是索密就完全不同了。索密是在守密者知晓其目的的情况下，采用包括强制性手段在内的一切方法，突破守密者的精神防线来获取想要秘密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守密者的信仰及意志就成为抵御酷刑索密的唯一防线。
刑讯逼供在我国始于秦代，盛于唐代，民国初年南京临时政府颁布《大总统令内务司法两部通饬所属禁止刑讯文》,从法律文本上宣布废除。在国外，刑讯逼供的废除则更早。但无论日本侵华时期，还是国民党统治时期，刑讯逼供仍是从囚犯身上获取所需信息的主要手段。被捕后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和一批寻求真理的革命志士是酷刑索密的主要对象，也是体现保密价值观的最典型的群体。
很多历史记载常用“灭绝人性”形容施刑者，影视作品中也常常将作为正义化身的受刑者的坚贞不屈和代表反动的施刑者的残暴兽性作对比。实际上，中世纪对人身和人性的摧残在进入文明社会后已为社会所不齿，但施刑者仍在社会看不到的地方滥用酷刑。他们往往寄希望于两点：第一，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忍受是有极限的，采用新技术的肉刑并辅以“科学”的心理战是可以有效地突破人的身体和心理防线；第二，他们自己是“正义”的一方，对“邪恶”的疯狂施暴是理所当然的，受刑者是“罪有应得”。他们将受害者当作对社会秩序的威胁、对政府管理的挑战。受刑者要么“回头是岸”，要么就以失去身体的完整性甚至整个生命作为“抗拒”的代价。持有这种理念的施刑者在阴暗的审讯室失去人性，而下班后又回归正常。
不管是日本宪兵，还是中统、军统的审讯者，都是基于这样的理念来对付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为了获取线索，审讯者想方设法折磨他们的身体或者通过心理“感化”摧毁他们的意志。这些手段有的获得了瓦解防线效果，一些变节者不仅供出党的组织秘密，还反过来充当劝降者。但是，同样的手段碰到另一群人却丝毫不起作用。被叛徒出卖的中共重庆地下党员江竹筠在受尽老虎凳、辣椒水、吊索、带刺的钢鞭、撬杠、竹签和电刑后，仍拒不交出敌人所要的川东暴动党组织和重庆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情报。面对死亡威胁，江竹筠的回答是：“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铁！”
除了采用强硬的高压手段，索密者还会通过“感化院”“反省院”“自首政策”“个别谈话”等“怀柔”手段迫使革命志士屈膝就范。如果金钱利诱、封官许愿和精神折磨再不奏效的话，就挖空心思地从人性中最软弱的地方下手。1932年，中共南京特委书记李耘生被捕后，敌人以其两岁儿子的生命相要挟，逼其就范，李耘生没有吐露半点党的秘密，从容就义。1946年，董健民和钟琪夫妇接受党组织派遣携秘密文件离开延安奔赴东北，途中突然遭到国民党军警登船搜捕，面对险情，夫妻带着刚满两岁的孩子宁愿跳海也不让密件落入敌手。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碰到这些“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切用在常人身上能奏效的手段似乎都不灵验。
看看烈士纪念馆照片墙上那些年轻英俊的面庞，读读那些饱含亲情、倾吐真情的诀别信，很难想象这些有父母妻儿、兄弟姐妹、热爱生活的年轻人，何以为了保住一份名单、几份文件放弃唾手可得的荣华富贵，舍弃最宝贵的生命。这些烈士之所以能够大义凛然地面对人类生理极限和心理极限的考验，除了信念，除了崇高信仰的力量，没有其他理由能够解释得通。
信仰是一种缘于灵魂深处的力量
人们对信仰的理解可能不尽相同，但共同点都是将信仰看作精神的追求，看作对自己认定或设定对象的坚贞不渝和无限向往，这是一种缘于灵魂深处的力量，是人们对某种体现着最高生活价值的执着追求。方志敏在狱中有一段关于信仰的对话。劝降者说，为什么要做傻子，去为几百年后的事情拼命呢？对此，方志敏写道：“为着阶级和民族的解放，为着党的事业的成功，我毫不稀罕那华丽的大厦，却宁愿居住在卑陋潮湿的茅棚；不稀罕美味的西餐大菜，宁愿吞嚼刺口的苞粟和菜根；不稀罕舒服柔软的钢丝床，宁愿睡在猪栏狗巢似的住所。”“这些都不能丝毫动摇我的决心，相反的，是更加磨炼我的意志！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
据《人民日报》报道，埋骨雨花台的烈士，74%受过高等教育；葬身渣滓洞的英灵，70%出身富裕家庭。他们走上革命道路，显然不是生活所迫，本应顺风顺水偏向荆棘而行，本可锦衣玉食不惜向死而生。为信仰献身，为理想殉道，在今天也许很难切身理解那个年代先烈们的世界观和保密观。但就是他们铸造了民族的血脉精魂，让亿万人呼吸到了“英雄的气息”。
抚今追昔，保密史上那一段段令人难以忘怀的时期、一个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例，让我们在景仰和惊叹精神力量的同时，不能不对精神追求的信仰作进一步思考。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对于消解生活的空虚感、恐惧感，摆脱无聊、寂寞和孤单的状况，赋予生活以方向和意义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这些都无法为先烈们的信仰作注解。在道德信仰、宗教信仰、哲学信仰等体系中，有这样一种政治信仰，使得信奉者不惜舍弃一切，为之坚守，为之献身。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苦苦追寻救亡图存之道时，既吸收了民族文化中“先天下之忧而犹，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爱国主义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人格品德，不畏强暴、同仇敌忾的忠肝义胆，勇于探索、锐意进取的自强自尊等优秀的精神食粮，又有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对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坚信不疑。对他们而言，保密就是为了坚守信仰。
在那个入党即意味着杀头的年代，他们中有很多人确实没能等到胜利的到来，还有一部分不为世人所知。新中国成立初期，秘密赴台的1500余名干部中，在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留下英名的仅846名。自革命战争年代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而编入各级政府烈士英名录的仅有约180万人，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留下姓名的烈士仅1519位。幸存者中，长期隐姓埋名、无法说清真实身份，甚至遭受后世误解的也大有人在。如张露萍等7烈士被国民党秘密枪杀，敌人随后的大清洗使党组织对他们的情况一时弄不清楚，在延安“抢救运动”中还被冠上莫须有的罪名，直到1983年才真相大白，张露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他们不为名、不为钱、不为官、不畏死，他们是为理想和信仰献身的真英雄。
马克思说:“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无数革命先烈义无反顾地为我国的未来而献身，支撑着他们革命意志的就是要“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党的一大纲领）。正如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所说，“人类永久的幸福不在于获得任何东西，而在于把自己给予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给予比他的个人生命更伟大的观念”。这种伟大的观念所昭示的，不仅是个人走向未来的自觉，更是人类未来的目标导向。它赋予人以使命感、崇高感，能激励自己承受磨难，做出自我牺牲。一旦确立了这种信仰，就会以生命的全部，投入为之奋斗的事业。
我们讲保密价值观，往往与利益、政治、安全相联系，很少与信仰挂钩。的确，与利益不同，信仰不是占有；与政治不同，信仰不是管理；与安全不同，信仰不管是否免于威胁。信仰是行动的指南，是奋斗的旗帜，是维系的纽带。信仰者坚信，他不是孤军奋战，他所奉行的信仰凝聚了人民的愿望，是得到公众高度认同和肯定所形成的价值共识。这个代表性的群体，具有共同理想和目标追求而不惜为之捐躯的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这个党代表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是为维护人民的利益而存在的。共同的使命感构成了党员必备的政治立场、思想基础和行动目标，并坚信能够实现这一目标。这种对信仰的执着追求就是无数革命志士在孤立无援的刑讯室、在远离组织的铁窗炼狱、在濒临绝望的危情险境、在面对枪口的刑场，誓死不出卖党的秘密的意志来源和精神支柱。
（转载自《保密工作》杂志2020年第5期）
